石茂华的奏疏非常非常的大胆，甚至有些僭越。
在奏疏中，石茂华批评了三代皇帝，太宗、仁宗、宣宗，批评仁宗和宣宗，主要是失土问题，毕竟这二位从永乐年间就开始主张战略收缩，扩土只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并不能带来实际的收益，这就是精算之风的起点。
而批评太宗文皇帝，这一点是让朱翊钧格外意外的，因为在石茂华看来，太宗皇帝严重低估了统治安南的成本，是战略失误，更进一步批评，交趾十三司是太宗文皇帝好大喜功的产物。
大明在永乐年间攻伐安南是一个意外，详细而言，是安南国宰相黎季犛杀国王僭越称帝，旧王的孙子陈天平到京师告状，大明派遣了军队护送陈天平回安南继任国王，黎季犛偷袭了护送的五千军兵，至此，大明不得不对安南用兵。
这是一连串的意外，大明朝廷在征伐之前，根本就没想过到底要拿安南怎样，攻伐之后，是实土郡县，还是如云南旧事，以国公镇守，锡土分封，亦或者训诫之后班师回朝，任由安南自决，都根本没有想好。
在安南不断的民乱之下，文皇帝的态度也是在摇摆不定，在镇压和维持现状中不断的徘徊着。
这种摇摆不定，就体现在大明交趾十三司最开始是流官，也就是大明遣官管理，后来变成了除布政使外，改用土官，也就是世袭土司，后来黎越僭朝的第一任国王黎利，就是大明用的土官。
朱棣的战略重心在北方，无论是迁都，还是亲征北伐，无不表明了这一重心，那么安南的治安战，就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自拿下安南改交趾十三司后，朱棣的态度始终是处于一种想要躺平而不能的状态，从最初攻伐的决策粗糙，再到流官改土官的摇摆不定，都是在最初就低估了成本。
高昂的统治成本，让朝廷入不敷出，到了宣德年间，大明在交趾战败，就是覆水难收了。
大明现在重开西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大明的重心在开海，虽然海陆并举这一战略总是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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