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自己不着调的女儿，王锡爵居然也能利用其大作文章，这哪是一个棒槌能有的格局和思路？
想到此处，王崇古脸上的笑容越发和蔼起来，两人又客套了几句，王锡爵告辞去串联别人去了。
......
万历五年十月三十，远在江陵的张居正关于锦衣卫在全国实施大逮捕的题本通过通政司上呈，王锡爵同日也将写满了满朝文武名字的奏本递上。
在后宫拄着拐杖行走的朱翊钧将两份奏章细细的看了一遍。不出王崇古所料，张居正面对愈演愈烈的查案扩大化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在奏本中提出了不再扩大逮问范围的主张。关于刺杀张文明的凶手，此际确定无疑的是董剑雄，至于董剑雄后面站着谁，日后慢慢查也就是了。
张居正在明知道皇帝所欲的情况下，还上了这题本，其实是告诉朱翊钧见好就收，不可能一下子将反对派在肉体上消灭光。如果再继续下去，真有可能引起天下大乱了。
至于王锡爵的奏本，大部分京中官员都署了名字，因此这奏章近乎代表了此际所有京官的意见。在一众朝官看来，朱翊钧追究张文明遇刺案，和太祖时期的“郭桓案”非常类似，不过万历皇帝将刀尖对准了阻挠变法的乡绅而非贪腐官员而已。凡是知道郭桓案的官员，没有不害怕皇帝将刀尖转向的。
因此，这份劝谏皇帝的奏章中“皇上情愫至诚，为肃正纲纪，清正本源，天下臣民悉已知之。”这句话就体现出王锡爵的高水平。
在王锡爵奏章中签名的大臣，都明白这句话背后潜藏的意思，也都以谏的方式向皇帝表示了“输诚”。皇帝已经用“张文明遇刺案”向天下表明，在推行变法的事情上，宁可杀的人头滚滚，也没有一点后退和妥协的余地——这种方式的“统一思想”，也只有在皇权至上的大明朝，才有这般操作的可能。
朱翊钧览奏之后，在张居正的题本上签上“朕知道了”，然后明发，却将王锡爵的题本留中。
张居正的题本明发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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