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集股，官又无可助资；若以轻息借洋款为之，虽各国所恒有，为群情所骇诧。若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这倒不要紧，只要有益于国，上头没有不许的。不过远水救不了近火，开矿、造铁路，收利总在十年八年之后，眼前如何得能筹个几百万银子？”
这一问，在李鸿章“正中下怀”，他想了一下，徐徐答道：“王爷总还记得原折上有印钞票一议。西洋各国，钞票不但通行本国，他国亦有兑换行市，我们大清国又何尝不可印？如果由户部仿洋法精印钞票，每年以一百万为度，分年发交海防各省通用，最要紧的是出入如一，凡完粮纳税，都准照成数搭收，不折不扣，与现银无异。等到信用一立，四海通行，其利不可胜言！”
“这……，”醇王将信将疑地说，“这不就是历朝发宝钞的法子？这个法子，我跟好些人谈过，解说从来不曾成功过。”
“是的，历朝发宝钞，都没有成功过。然而，北方票号、南方钱庄的银票，又何以行得开？京师‘四恒’的票子，通都大邑，一律通行，其中的道理，就在我们的银票是实在的，发一千两银票，就有一千两现银子摆在那里。好比赌局中，先拿钱买筹码一样，筹码值多少就是多少，谁也不会疑心赌完了拿筹码换不到钱。发钞票，如果也有现银子摆在那里，信用自然就好了。”
“少荃！”奕谟笑道，“你这一说，我倒想起一个典故，好比王介甫想化洞庭湖为良田一样。”
李鸿章一愣，细想一想，才想起奕谟所说的典故，其实是刘贡父的故事。
这是宋人笔记中数数得见的故事，奕谟也误记了。原来记载：王安石爱谈为国家生利之事，有小人附和谄媚，说梁山泊八百里，决水成田，可生大利。王安石一听这个建议，大为高兴，但转念想想，又不无疑问，决水何地可容？其时东方朔一流人物的刘贡父，正在客座，回答王安石的话说：“在梁山泊旁边，另凿八百里大的一片水泊，可容已决之水。”王安石大笑，不再谈这个建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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