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方案一把火;三颗人头万古冤。”
不争气的就在一个星期以前,长沙发生大火——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主意,如果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战术”,烧光长沙再撤退。根据计划,将士兵编成了3人一组的无数”放火队”,如见市内起火,一起对重要目标动手。11月12日那天,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放火队”以为是信号到了,纷纷纵火,事先既无疏导措施,军警之间的联系又不够;大火烧到天亮,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4天以后蒋委员长由设在南岳的统帅部,到长沙慰问居民,目击心伤,忍不住堕泪;想设一个茶会招待留在长沙的外侨,哪知道连茶叶都买不到。
当然,这件案子是非严办不可的。长沙警备司令,”复兴社”的中坚分子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却不知是何神通,竟得无事。于是出现了抗战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张治中”三字的谐联:“治积何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额是:“张皇失措”。
长沙大火案,在当时对民心士气的打击,确是很大,有不少人的内心中,因此而有一个问号,这样愚蠢不负责任的将领带兵,能打胜仗吗?尤其是为此案而特组的高等军法审判庭,”三堂会审”以后,对罪魁祸首的张治中,仅不过由政府方面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的行政处分,令人误以为原来军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兴起无限的悲愤与失望。
当然,延安趁此机会作了振振有词的抨击。而汪精卫亦资以为口实,大作文章,字里行间起有这样一种意味:“你们看,照这样的情形,还能打;还不该谈和吗?”这种语气,自然是能打动人心的;问题是,即使没有长沙大火案,汪精卫在陈璧君的全力主张之下,脱离重庆另组日本所希望的”新中央政权”,亦已成为定局。
成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为11月30日——重光堂会谈以后,双方人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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