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凡”的议论的要点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萧伯纳不赞成这种“主义”,就不应当坐安乐椅,不应当有家财,·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萧伯纳在上海》。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萧伯纳颂》,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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