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政策》〔1〕
后记〔2〕
这一部书，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从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开手翻译，陆续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3〕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4〕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5〕的人们，布哈林〔6〕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莱夫〔7〕，托罗兹基〔8〕，卢那卡尔斯基等；也有‘锻冶厂’〔9〕一派，如普列忒内夫〔10〕；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瓦进，烈烈威支〔11〕，阿卫巴赫，罗陀夫，培赛勉斯基〔12〕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赤色新地》〔13〕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14〕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托罗兹基，拉迪克〔15〕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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