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把我手中拾着的几卷文稿，疑心地拿过去看了一看，问我道：“这是宣言么？”
“有什么宣言，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这样回答。然而他们终于不信，用手一撕，稿纸便破了几页，字迹也跟着碎裂。我一时气得捏着拳，很想捶他们的鼻尖，可是转眼望着他们屁股上的恶狠狠的洋炮，却只教我呆着做个无抵抗主义的麻木东西了。事情牵延到二三十分钟，方始默准了我们开步走。
这样的事情，一连碰了几次，到这最末一次，他们竟然要拉我上大馆（即警厅一样）去审问了。他们说我袋里带着一枝小刀子（这是我时常剖书剖纸用的），并且有一本日记簿，中间写着几个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党会的领袖，结果只得跟着他们跑了。五六里路程来到大馆，只有一个着西装的我们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对问了一回，这才把我放出去。我这时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里，躺上床去，对着帐顶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阵，便忍着心，给你写下这封信，并愿将这信展布，以告国人。
李白只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现在这样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马道，也是如此地难行，亦可谓奇矣！我今后而不离香港，便决定不行那难行的大路了，你觉得好么？
陈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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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栏，在“行路难”一文之后。〔2〕指董先振，浙江绍兴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馆里被误认为董秋芳而遭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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