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权的官员，几乎清一色都是永徽之春中涌现出来的读书人，人人自视为老首辅门生弟子。而前任尚书王雄贵在京时哪怕并不与享誉朝野的温守仁有多少亲近，可王雄贵本身就对西北边事素来极有恶感，加上之后其子王幼龄与新凉王徐凤年更是结怨颇深，这是京城皆知的一桩谈资。
最重要的是漕粮入京和突然改道进入西北，牵涉国运大业的漕粮一事虽然早已从户部独立出去，可名义上负责天下赋税的户部怎么可能当真一点都不沾边，准确说来，整座户部明面上的手脚很干净，但是许多位高权重的户部官员未必两袖清风，百万石漕粮偏离熟悉的官场轨迹进行运转，必然导致无数既得利益的流失，一旦天下漕运从入京城入两辽变成一分为三地加上一个北凉，成为定例后，那就意味着每年百万石的漕运分红就打了水漂，漕运大员身后那一大帮太安城功勋家族，其中就有燕国公高适之淮阳侯宋道宁这两位，当初离阳老皇帝分封功臣，按照元本溪的方案，大致是“文臣给权，武将给钱”，在庙堂上扬文抑武，常山郡王赵阳也在此列，而像高适之宋道宁在内一大帮府邸，就得以染指黄金滚滚来的漕运一事，只不过高宋之流吃相比较好，份额也不大，这些年也有意无意叮嘱府上涉及漕运事务的话事人低调行事，这两位公侯的逐步退出，也导致其他许多家族的气焰高涨，用贪得无厌来形容也不为过，当初张巨鹿整顿漕运和胥吏两事，为何步履维艰，就在于这两件事几乎把离阳官场高低两处都给得罪了，虽未强烈反弹，却也成效不大，毕竟官场从无自在人，谁不沾个亲带个故？张巨鹿下狱后，一座庙堂噤若寒蝉，期间固然有碧眼儿死党桓温选择袖手旁观的因素，固然有张巨鹿任由张庐分崩离析的缘故，但何尝不是那些倍感苦无天日的离阳文武私心使然？
谁会觉得跟西北徐家打交道是一件轻松快意的事情？谁又敢把离阳官场那套规矩生搬硬套到北凉边军头上？谁有那份胆识跑到西北地盘上跟徐家官员索要回扣？就不怕给那些北凉蛮子一刀砍了脑袋？
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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