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商税等，究竟是在与谁争利。
这些东西这些税司，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真正影响的是那些商人，而在大明朝，其实商人又多是士绅。大明现在有六十多万秀才，数万举人，进士都有上千，更别提还有大量的监生。但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做官，绝大多数的人，都转而去做生意了。
换句话说，大明朝从乡间到城市，那些坐店的行商的甚至佃田收租开矿的跑海上商贸的，基本上都是那些读书人。大明的读书人太多了，有着功名的也大把，他们一面占据了官场仕途，控制着朝廷和地方，一面又全面渗透到了商农工。
凭着他们对朝廷和地方的把持，这个庞大的群体异常的稳固。在朝的官员们也就是他们的代言人，牢牢的维护着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的田地有诸多特权，免许多赋税，他们经商，更是基本上没有商税，仅有的一点关口，可只要打着官府官员的旗号，也一样可以畅行无阻。
朝廷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少，可大明的这些士绅却过着豪奢的生活。
周延儒两度为首辅，当然很清楚这里头的事情。每次朝廷想要征点商税，都被官员们猛烈反对，说是与民争利，其实他们只是不想官府侵犯他们固有的特权利益罢了。
周延儒自己也属于这个利益群体，但若站在朝廷的一面来看，建立海关，征收商税，这些确是极正确的策略，只是一味的自普通百姓身上收税，又能收上来多少？因为有那些士绅特权，加之他们在地方上的关系，往往那些税赋最后全都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
就如当年加征三饷，杨嗣昌奏报朝廷，说是按田亩加征，并不按丁口征收。折算下来，三饷一年加征近两千万两银，可按天下田亩摊算，辽饷每亩征银一分二厘，再加上后来的剿饷、练饷，加起来，平均每亩地也只是征收一分多银钱。
当时计算每石粮折银八钱，一分多银的加征，一亩地也只相当于多征几斤粮食而已。
不过帐表面上算起来是这样，但实际操作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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