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书”中要犬吠几句,抱怨大明不识好人心,那么这回的“国书”中已经是充满了哀怜,再没半点张狂之色。
“九酋书信中,无非就是开运河换百姓。”蒋德璟道:“可呈御览?”
蒋德璟还是牢牢抱着忠君的原则,虽然知道皇太子主事,但还是认为应该由皇帝拿主意。尤其是《税法》问题上,他与皇太子有着明显的分歧,难免与皇帝更贴近了几分。
其他三位阁老直接忽视了进呈御览的话题。孙传庭道:“运河一开,百姓未必得救,东虏却肯定是得救了。”
“现在东虏骑虎难下,就算退回关外,也是元气大伤,士气难振。”吴甡道:“说不定还会分崩离析。”
在座的四位阁老都是朝廷重臣,却直到皇太子主事之后,他们才意识到“情报”竟然可以做到这般细致的程度,也才真正具有分析敌人内部矛盾的能力。若是让他们讲讲黄台吉执政时候的东虏,他们肯定会一片茫然,没有半点概念。然而现在北京城中,东虏的每一次朝会上谁说了什么,他们都能在五日之内拿到线报。
与聪明人说话就是这点最好,其他三人都能理解吴甡的论断,没有任何疑议。
“国书肯定得由殿下来回,”孙传庭回到了问题的根源,“关键是内阁该给出一份怎样的票拟。”
内阁最初只是个秘书机构,之所以能够夺权,正是因为“票拟”的存在。虽然从法律而言,皇帝可以完全不顾“票拟”,以中旨行事,但结果肯定会遭到群臣抵制,再被六科给事中封驳,丢人现眼,贻笑百年。
在三杨主政时期,以及弘治、嘉靖、万历诸朝,只要首辅强势,票拟就能直接转为皇帝的“御批”。
想当年景泰帝欲易立太子,甚至得先行贿赂内阁大臣,才让手诏成功地换成了票拟。
崇祯一朝中旨凌驾票拟,还得感谢天启时候的魏忠贤擅权。后来文官操守尽丧,后期的阁老根本不愿承担责任,声称“只为票拟,不为宰相”,冯元飙因此而直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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