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不是已下旨禁止了么，物价必须平抑下来，商家的货物，有些是从外地购进的，成本是比平时高了许多，叫他们一文不提，那不现实，那样一来，商家根本不去别处采购贩运，光靠朝廷赈济，有时不能那么全面，而且还有个急缓的问题，但是物价连翻几番，那就不正常了，吴县对此不曾加以控制么？”
谢县令面有难色地道：“国公，朝廷的旨意已经张贴出去了，三班衙役巡走街头，对哄抬物价的行为一旦发现也是重罚的，可执行起来，确有极大难度。一则，县库里存粮有限，就算尽数拿出来平价销售，扔出去就像往洪水里扔颗石子儿，连个泡儿都溅不起来，难以据此平抑物价。
商贩们各展所能，从外地购进的米粮就不消说了，就算本地有些富商大户，家中存粮多少旁人可不知道，你勒令他平价销售，人家就说无粮可卖。自家存粮多少，只有人家自己才知道，人家又没犯法，下官也不能听着点风声，就挨家挨户的搜查，盘点人家的粮仓，这事儿着实棘手，是以……为了免致饿死百姓，他们卖的粮食纵然贵一些，下官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
这谢县令说得满脸苦色，不过一般为官者，很少会在上官面前自承自己迫于困难向下边妥协，所以他的坦诚，反而搏得了夏浔的好感。而夏原吉等人熟谙官场，对此更加理解，在地方上做县令，说是一县的父母官，其实在地方上绝对不可能嚣张跋扈，独断专行，除非你朝里有极硬的靠山，而且压根不打算在这儿干多久，否则强项县令可谓凤毛麟角。
究其原因，就在于古代人口流动姓不强，世家大族几百年定居一地，繁衍生息，在当地的各行各业中都有势力，因此一方县令要在地方上做出点政绩来，必须谋求这些地方大族的支持，不要说摆什么官员嘴脸了，逢年过节，有个什么喜庆事儿，这些官儿们得去给人家送礼巴结才成。
这样的世家大族由于久居该地，一般是对地方上是很有责任心的，修桥补路、建立义学，遇到灾荒赈济乡里，都被他们认为是自己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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